李庆云：创建复旦大学分校

yuanma · 发表于 2016-12-13 19:00:09

1978年，各高校扩大招生，但一些老的院校教学资源不足，各种设施奇缺，原有的校舍容纳不下更多的学生。为此中央决定，有条件的高校可以创建分校。
复旦大学党委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并决定由我全权负责组建分校的筹备工作。

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校舍。后经市教委的协调，暂借原华东政法学院的东风楼(当时政法学院尚未复校)，于1979年春举行了第一届开学典礼。我被任命为党委书记，校长是原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老干部王中同志。校址后来几经变迁，先是在政法学院(借用)，后迁入西江湾路574号（现为上海青年干部管理学院）。

分校初建时设有中文系、历史系、政治系和图书馆学系，分别开设汉语言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图书馆学等专业，除图书馆学外，前三者都属于基础理论学科。分校究竟应当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又迫切要求我们早日作出抉择：是按照老复旦的模式办学？还是走新路、创新篇？经过一段时期的调研和实践，我果断地提出了下述办学方针：“立足于文科的改革，面向实际的需要，根据条件的可能，办出自己的特色”。其核心，就是坚定地走应用文科的道路。有鉴于此，必须适时地对已有专业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一系列拓展、改革和创新。

从1980年至1985年间，分校在专业设置和系科组建方面先后推出了以下几项重要举措：

一是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撤销了政治学专业，根据文革后法律人才奇缺的状况，组建法律专业（其时政法学院尚未复校），并在全国第一个恢复和重建了社会学专业；

二是在中文系创办全国第一个秘书专业，以后又将其单列，设立了秘书系；

三是根据人才需求和未来图书情报业发展二者趋同合一的预测，将图书馆学系改名为文献信息管理系，并大胆改革，在该系增设档案学专业（因若按传统设置，档案学专业是放在历史系的），以后又单列设立了档案系；

四是在历史系中增设文博专业。与此同时，我还极力主张并推进在历史系中开展上海史学的研究，曾特别就此发起了一次高水平的专题研讨会，很多专家学者到会发言，特别是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同志也亲临会场，讲了开展上海史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表示全力支持。

这里我想着重提及的是社会学专业和秘书专业。

在建国后的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各高校相继废除了社会学系，1957年以后，社会学工作者又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从此，社会学这门学科就成了人们不敢涉足的“禁区”。然而，二十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停办社会学专业，致使许多领域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缺乏专门系统的研究，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十分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要开展社会学研究和教育，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社会学专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恢复并重建的。

1979年，当听到小平同志和乔木同志在社会学座谈会上指出要恢复和重建社会学教学研究工作的时候，北京的一批社会学家如费孝通、雷洁琼等，欢欣鼓舞，各方奔走，积极酝酿建立研究机构和恢复重建社会学专业、培养社会学人才的问题。当时他们认为，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专业这个头，若以条件论，复旦是首选单位，因此费孝通先生专程来沪与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先生商谈，苏老以复旦尚不具备条件为由婉言谢绝了。此时上海社会学界的情况是，一部分人很积极，很活跃，一部分人则顾虑重重，生怕再次陷入一场苦难。有的家属鉴于过去的遭遇，极力加以劝阻。我当时想，既然恢复重建社会学专业是党中央的号召，又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广大社会学工作者苦苦等待期盼的，复旦为何不带这个头？若论条件，分校是一所初建的学校，根本就谈不上，但再细心地分析，以上的这几点岂不是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更为重要的条件吗？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作为一名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事业开拓者，就应该具有敢想敢干的精神和魄力。“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那真是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终于，1980年，在上级领导和同仁以及广大工作者的积极支持下，复旦分校成为全国第一个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专业的学校，费孝通同志为了支持这一举措，还担任了分校社会学的名誉教授。此外，雷洁琼、曹漫之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也分别担任名誉教授和兼职教授，并亲来学校授课。费老还多次和我通过书信、面谈的方式，就专业学科的教学研究以及师资、学生培养等问题交换意见，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指导，从而提高了复旦分校在全国高校和社会学界的声誉和知名度，在高等学校的社会学专业建设和发展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至于创办秘书专业，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秘书工作古已有之，到了现代，各行各业更是有大量的人员从事着文秘工作。但是，这些人员几乎没有一个接受过专业学习和培训。如此重要的一项职业，理应被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和提升。所以，适时地创建秘书专业，培养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文秘工作者，既是现实社会的需要，也是时代的要求。

为了更好地开展科学研究，提升教学质量，服务学科建设，服务于社会，我们又白手起家，创办了《社会》、《秘书》两份杂志，在全国公开发行。

事实证明，对专业进行改革和创新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不仅提升了学院的知名度，扩大了生源，而且与社会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相吻合。后来，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大都被分配在专业对口的各个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不少学生现在已是区县级或者某个单位的领导，他们政绩、业绩卓著，颇受社会的好评。而两份杂志的高质量运作，也赢得了社会各界和专业人士的好评。

多形式、多规格的办学实践是分校的另一个特色。为了更多更好地培养和造就各种适路的人才，就要善于挖掘和调动社会的和学校的教学资源为其服务。所以，在分校创建初期，我就明确提出以“活”、“高”为目标的指导思想，即，办得活、质量高。具体来说，就是实行全日制与业余制相结合，以全日制为主；本科与专科相结合，以本科为主的教学体制。

除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完成各种教学任务外，学院还先后创办有秘书师资培训班、秘书工作者学习班、行政工作进修班、政治思想工作研讨班等各种短期培训班，为各条战线培养了一批合格的人才，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好评。

还在分校初创阶段，我就提议建起了对外汉语培训班，招收日本、美国等学员来校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由于教学精心和其他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深得外国学员好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扩大招收外国留学生汉语培训的规模，同时也提升学校的声誉，我设想建造一座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为此，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工作。首先在虹口曲阳地区成功选址，曲阳临近学院，又是新开发区，经与有关领导协商，他们同意划出一块土地供我们使用，资金可采取银行贷款的方法解决。通过努力，我们也与银行谈妥了贷款事宜，只待校部审批，即可启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有关领导却因不必要的担心而疑虑偿还能力，迟迟不予批复，终使计划搁浅，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我还设想在海南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两度去海南考察。曾与海南省有关领导和海口师范学院共同探讨联合办学或在三亚创办一所分校的可能性，终因资金无着，此愿未能实现，不无遗憾。

此外，有鉴于当代不少大学生字迹潦草，不工整，不规范，以及写作文不对题、辞不达意、文理不通、词汇贫乏、文风不正等缺陷，我提议在学校范围内实行书法和写作的统考制度，不及格者不得毕业。此项制度深得来访的香港几所大学文科学院院长的赞誉。1985年，我去香港浸会学院访问时，还专门就此作了一次演讲，香港有两家报纸作了报道，并配发了我的照片。遗憾的是，此项制度未能贯彻始终。

办学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要会聘用人才，会正确使用和培养人才，而且还要保护好人才。分校创建之初，为了提升分校的社会声誉，提高教学质量，聘请了近十位著名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担任分校的兼职教授，他们是费孝通、张骏祥、赵丹、杜宣、徐盼秋、曹漫之等，同时又通过各种途径调进了一批能胜任教学任务的人员，充实教师队伍。这些人员中，有一些在文革中做过错事，说过错话，但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审查已有结论。然而，此时市委有关部门却要复审他们，致使这些同志很为不满，怨言颇多。为了对这些同志负责，并保证教学任务的实现，我们一方面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一方面组织人员对他们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复查，最终使被复查同志的情绪得以平复，愉快而积极地投身到教改及其他工作中去。

只有一人是例外，她叫戴厚英。

戴厚英华东师大毕业后在作协任职，文革后调复旦任教，是我又将她调入分校。此人的教学质量极好，很多学生反映，听她的课是一种享受，在教师中也很有威信。只因她著有一本《人啊，人!》的小说，被有关领导视为毒草，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她的任用与安排成为一大问题。当时市委有位领导甚至在一次全市干部大会上公开说，这部小说是对我们社会主义进行血泪控诉。由此可见问题的严重性。遂在全市范围内逐步展开了有相当声势的大批判，报纸也刊发了多篇批判文章，大有口诛笔伐之势。而此时的戴厚英态度镇静顽强，毫无惧色。

我则认为，小说就是小说，不能把小说的某些内容和现实联系起来上挂下联，上纲上线，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非得说有问题，最多也就是思想认识问题，构成不了错和罪。所以，我对她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并采取了一些保护的措施：社会上开展大批判，我则组织系范围的讨论，并强调讨论会要造就一种民主平等地探讨问题的气氛，要摆事实、讲道理，要有批评也要有反批评，切莫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虽然作了各种努力，但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压力下，最后还是不得不要她主动辞去教研室主任一职，并停止授课。停课，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是最严厉的处罚，它意味着取消教师资格，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轻易这样做的，然而，那些执行“左”的路线的人全然不顾，我也因此事件而受到了牵连。当时的上海市教卫办专门派了三位领导来帮助我，要我检查路线上的错误。这几位同志都很同情我，所以，说是帮助，实际上是为我开脱，应付上面领导。我认为我在这些问题上没有什么错误，最多也只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文革之后我曾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可是，面对如此的情况，在重重的压力下，我又不得不做出一点违心的检讨。

从建国起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党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工作中屡犯极左路线错误，以致伤害了许多人。尤其是五七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浩劫，更使对知识分子的伤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其惨痛的历史教训不仅历历在目，而且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象。所以，我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时刻告诫自己不要、也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我认为：作为一名党在高教战线上的工作者，他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忠诚地执行党的正确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忠实地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深知，只有为广大知识分子搭建起一个有利于其发挥知识和才能的舞台，他们才能演奏出或威武雄壮、或委婉动听的引人入胜的乐章来；也只有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必要的条件，创造一个良好而宽松的环境，营造一种和谐互勉的氛围，才能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业，从而感染、教育和培养我们未来的建设者。因此，我总是提醒自己，切莫用“左”的思想和做法干扰、伤害了知识分子。而且，党中央也反复地提醒全党，既要防“左”又要防“右”，主要是防“左”。所以，如果真要说我在戴厚英的问题上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只是由于思想上怕犯“左”的错误因而表现得有点“右”而已。

此外，上面还批评指责我不该放任戴厚英，让她一再去广东写作。这是毫无道理的。戴厚英是广东花城出版社的作者，该社曾几次邀请戴去写稿、改稿，这是正常活动，我有什么理由和权力加以阻止?《人啊，人！》这部小说，实际上宣扬的是一个大写的“人”字，是呼唤人性的复苏，是倡导人性、人情和人道。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反复强调的“以人为本”，有什么错?!可是，这在那些只讲共性和阶级性的某些人看来，这简直就是犯了大忌。后来，这部小说反而由此被广为传播，并深深赢得知识青年和广大读者的共鸣。

由于我在创办分校的工作中有突出的贡献，再加上教师和干部都一致信任并支持我，还有当时“大气候”的影响，所以对我的所谓审查最后是不了了之了。只可惜，那位深受家乡父老爱戴并被引以为荣的才女(家乡人民为她树立了塑像)，著名的作家，同学们崇拜的好老师戴厚英教授，不幸于1996年8月25日在住所惨遭暴徒杀害，时年58岁。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并颇感欣慰的事情。时任《社会》杂志副主编的刘达临同志拟开展“性”学研究，有鉴于当时那种“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强大社会舆论，出于对他的保护，我曾予以劝导，但是，最终被他不惧压力、执著敬业的精神、远见卓识的思想，以及严谨的科学态度所感染，加之我对这一问题在认识上也有所提高，遂转而全力支持他，为他创造了各种条件。最主要的是为便于他开展研究，我在上海市社会学会下专门设立了“性”社会学研究中心，使他的这一研究工作有了组织机构上的依托和保证。他所从事的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两万例“性问题”社会调查，正是利用这一组织机构形式完成的。以后，他在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著有各种著作一百多部，而他所创建的“古代性文化博物馆”，更以其丰富的实物收藏而享誉国内外。他还担任亚洲“性学研究会”副会长，被誉为中国性学研究的开拓者。美国《时代》周刊把他评为“中国的金西博士”、引导中国走向幸福21世纪的六个代表人物之一。至今，刘达临同志仍孜孜不倦地专注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衷心希望他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总结我在复旦分校和文学院近十年的工作，有四个方面我是始终抓住不放的。一是专业学科的建设。因为这是关系到办学方向和办学特色的问题，是学院建设的根本，是关系到走什么路，培养什么人，办出什么特色的问题。二是三支队伍的建设。党和政工队伍、管理队伍、教师队伍的建设。特别是教师队伍的建设，这是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院工作水平的关键所在。三是教学后勤和生活后勤的建设，添置必要的设备和设施，这是保障教学，确保师生健康，维护和稳定教学、生活秩序所必不可少的。特别是教学后勤方面，对文科学校来讲，图书馆的建设尤其重要。但建校初期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图书资料全无，怎么办？当时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一个是从复旦图书馆调剂一批复本，一个是派熟悉情况和有关系的同志到各地收集采购。进而我又想到，复旦文科已去世的老教授都有一些藏书，可以通过他们的家属收购，这样不仅便捷，而且很有学科针对性。结果这一举措极为有效，购进了一大批文史哲方面极其珍贵的图书资料。不出几年，图书馆就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基本上可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四是校风学风的建设。培育和造就一个良好的校风学风，有利于培养合格的人才，是学校建设的百年大计，而且有利于提高学院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建校伊始，我提出和倡导的八字学风是；勤奋、严谨、多思、创新。

其中的“多思”二字至今还没有一所学校提及。我之所以把“多思”作为学风提出，是因为我一直有这样的观点：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思想不解放，不勤于思考，最终必然是个庸才。多思才能创新，学而不思则惘。胡锦涛总书记今年5月在北大和学生的对话中特别讲到了这点，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

建校初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彭佩云等领导同志曾先后来分校视察，表示没想到分校办学这样好，对我们的办学指导思想、专业设置、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教学质量和办学形式等各方面的工作，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对学校后来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为了适应教育形势的发展，上海市组建了上海大学，复旦分校遂作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并入，1989年又迁入三门路原市委党校的旧址。

离休后，回忆过去的一段工作，就成就而言，有以下三点值得记叙；

一是走出了一条应用文科的办学路子，办出了特色。1983年，《光明日报》头版以《上海大学文学院走出办学新路子冲破传统模式兴办应用文科——为国民经济各部门输送有专业知识有实际能力的人才》为标题发表文章，《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都曾发表专文作介绍。此外，我本人也曾就高等教育改革先后撰文，在报刊上发表了《依靠教师办好我们的高等学校》、《大力发展应用文科促进高等学校文科教育的改革》、《关于高校文科的再思考及其发展趋势的构想》、《要多办应用文科》等多篇文章。

二是创建了几个全国第一的学科专业，培养了一大批使用对路的合格人才。就此，我在杂志上发表了《刻不容缓的任务》、《在党的十三大精神指导下进一步开展社会学研究》、《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社会学工作任重道远》等6篇文章。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个学科专业的创建发展和《社会》、《秘书》两本杂志的创刊及在全国的公开发行，如果没有以下条件是根本不可能的。首先是市教卫办、高教局局长舒文同志的重视与鼎力相助，拍板决定“跳出了常规”。其次是当时领导班子中方宗坚、王文升、李元茂等同志的全力支持配合。第三是由于我的见识，抓住了机遇，着力组织力量，果断予以实施。坦率而言，在一所基础条件有限的新建学校的建设中，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有此成果实属不易。

三是保护了一批学有专长、教学有方、业绩卓著的教师，使他们免受“左”的侵扰，这是学院特有的保证教学、稳定师资队伍的举措。这里仅举几例。?

其一是戴厚英教授。除了前文述及之外，还有一事。她在课堂教学中有时会抨击一些现行的政策，发表一些不满言论。我耳闻之后，曾调阅了听课笔记，着实地吓了一跳。如果按往日的标准，这些言论无疑都是纲上线上的问题。然而我却认为，戴是爱国的、敬业的，她只是有一些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傲骨，并不是一贯的。遂布置下去，所有听课笔记中的这方面内容不得外传，以免遭到不当批判。

其二是邓牛顿教授。此人讲授现代文学，从事鲁迅研究，而且颇有成就。只因文革期间在作家协会工作时，曾参加过文化局的一个写作班子，就被看成是有问题的人。那时学院每年都要选派教师去日本讲学，有一年我选定了他，正要办理手续，消息不胫而走，有人就此打了小报告，在上级的干预下，以致未能成行。为了证实选派的正确性，第二年我仍决定选派他赴日讲学。为了确保这次成行，我吸取了前次的教训，采取封锁消息的办法，直到登机之后才予以公开，促成他顺利完成了这次出国讲学的任务。

其三是唐培吉教授。唐时任历史系系主任，有位原华东局领导曾多次指责我们为什么要重用一个曾加入过造反组织的人。鉴于对唐培吉同志的了解，我顶住来自上面的压力，力陈我们的看法，不为所惧，继续支持他的工作。这位同志后来调任同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学报总编，并兼任上海市党史研究会会长等职，出版发行了多部有关著作，是上海市党史学界的领军人物。

其四是施燕平教授。该同志于1944年参加新四军，是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和锻炼的老干部。早在战争年代，他就有志于文学工作，解放后，他调进上海作家协会。由于他勤奋好学，孜孜以求，造就成了一名自学成才、小有名气的编审人员。文革前，曾任《萌芽》杂志的编委、编辑部主任。文革中受命参加创办《朝霞》杂志，并一度调至北京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发表过一些配合当时形势的文章，为此，粉碎“四人帮”后，曾受到审查，已有结论，属一般问题。调来分校后，他教学态度认真负责，教学效果突出，工作勤奋而有成效，被任命为中文系副主任。对此，市委有关领导认为不妥。我则根据党的一贯的干部政策，坚持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干部，不为所动，继续支持他的工作。在我任内，还派他去美国参加有关大学的校际交流，去纽约讲学，并获得美国有关报纸的介绍和好评。后来，施燕平同志被评为教授，还担任《上海大学学报》主编。离休后，享受局级待遇。

其五是姚汉荣教授。该同志在学生时代就是一位好学纯真的好学生，入了党，提了干。文革前以及文革中，被安排在市写作班和文化部的写作班，写过文章。文革后，本人就此做过检查，也受过审查，并有结论。调来分校后，无论为人和处事，在在入情入理。他教学认真负责，由于原本功底深厚，加之悉心研究，所以深得学生钦佩。他尊敬领导、关爱学生、谦待同事，教学科研成绩突出。对如此好的教师和干部，理应发挥他的作用，遂任命他为中文系党总支委员。但就是这么一个任命，又引起了市里有关领导的“关切”。有鉴于此，姚汉荣同志为不使学校领导为难，便主动提出辞呈。他这样顾及他人和顾全大局的行为，令我既感动、又惋惜，同时又深感无奈。好在姚汉荣同志以自己出色的工作表现和过硬的学术水平赢得了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后来被评为教授，还先后担任学校“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和《上海大学学报》主编。

都说我很爱才，爱才就要学会选才、用才，还要善于和敢于护才。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是：为了党的教育事业的发展，为了调动教师和干部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即使自己受到某种不公正的对待，我也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