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萧楼
大概是87年的那一年,港台歌手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把大兴安岭烧了起来。
那一年,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很火,在中国大陆;大兴安岭的火也很火,在中国的东北。
有人说,因为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才引起了大兴安岭的大火。
那时,青年人还比较保守,明星刚兴起,费翔现象引起社会震动。青年人为什么热衷于追星还是个问题。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去采访当时还是上海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顾晓鸣先生。
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想到的,是上海《劳动报》新闻部记者刘振平先生出的。我当时在《劳动报》实习,我是在《劳动报》的理论部实习,我的指导老师是位年轻漂亮的小姐,叫施薏玲,年纪很轻,但很会写文章,有很深刻的思想。她比我小很多,大家叫她小施,因为我跟着她,我不好意思叫小施,有时叫她老师,这样叫总觉得与她有些生疏。我在团委工作的时候,也碰到过几位年龄大我不多几岁的年轻漂亮的上事女孩子,我不能够很随意的叫她们小包小宋,总给她们感觉到我的拘谨。我的这些毛病根在于父亲从小对我的教育,要绝对的尊敬领导。
相对说,我在团委的同事小何就做的比我好,他比我小一岁,对着年长他好多岁的漂亮领导就很自然的小包小宋的叫着,她们也不会介意。
我在《劳动报》的理论部实习没几天后,施薏玲问我,还有没有能够写写的,说新闻部需要一位见习记者,我就把我在团委的同事小何介绍给她,小何很能写,文笔很优美。这样,小何就到了《劳动报》的新闻部实习,我们就经常的在一起。我与小何有个共同爱好,就是买书,逛书店,那时我们朝夕相处。
小何到了《劳动报》的新闻部,跟着刘振平先生,刘振平先生也很年轻,当时他正与施薏玲老师热恋着。中午休息的时候,我经常去新闻部串门,听新闻部的记者讲许多的社会新闻,小道新闻。一次,刘振平先生让我与小何一起去采访顾晓鸣先生,题目就是青年人关心的热点问题的缘由。
我们授命去了上海大学,那时,上海大学刚恢复不久,校址在外语学院附近。在上海大学没有见到顾晓鸣先生,经过打听,说顾晓鸣先生在家里办公,我们问了地址,就找到顾晓鸣先生在赤峰路的家,是底楼,一间两室户的住宅。顾晓鸣先生当时正在研究犹太历史文化,准备写系列专著,这是我们坐在他家后,他告诉我们的。顾晓鸣先生很热情,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没有一点大教授的架子。
顾晓鸣先生那天坐在书堆里,他家里都是书,我们就坐在他的书堆旁采访他。他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与我们滔滔不绝的谈起来,不愧为社会学教授,谈起青年人的追星现象,他如数家珍。那次印象很深的是顾晓鸣先生家的书房式家具,因为与我刚买的一套一模一样,淡黄色的,在上海不多。
采访回来后,我们就写了采访通讯交给刘振平先生,刘振平先生很快就将它发表了,通讯发表在《劳动报》星期刊的头版上,将我的名字放在了前面,我很有些沾沾自喜。
以后的以后,我时常在上海的电视上见到顾晓鸣先生,是访谈类节目,都是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的言谈。为写这篇小文,查阅了一些基本资料,网上是这样介绍的:“顾晓鸣,1945年2月14日生。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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